多数时候，他们处于一种没什么话要说、也不必说的状态。只有当新作品快上线时，他们才会切换到宣传模式，像通关刷任务一样，三十天内集中跑各种通告——拍杂志、上电台、做采访，一遍遍阐述自己的灵感来源，回顾职业生涯的心路历程，再次激活公众对他的认知，强化或重启一种形象，为自己和作品增添曝光热度。
此时，采访主题必须围绕着新作品，内容不能游移，更不能偏离个人主线。至于那些更能展现个人想法的观点、关于行业的思考，自然是不方便回答的。说多了会露怯，会被误读、被曲解，索性不说。
但陈珊妮一直是独特的存在。
她上次出现在公众视野，是8月末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。许多人可能对这届金曲奖花落谁家毫无感知，但依然被她那段关于“制作人是什么”的两分钟”贯口”刷屏。
她留着标志性的黑色短发，一身黑色西装站在台上，一贯冷峻的扑克脸，一贯的干练凌厉。她用一段段排比金句，将音乐制作人琐碎而丰富的日常娓娓道来。背后的LED大屏上，主视觉图案的金属色线条，像音符一样延展飘荡。
上世纪90年代出道的陈珊妮，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。单在音乐领域，她做过的工作就包括制作人、歌手、MV导演、金曲奖和金马奖评审……
她以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推进创作，与此同时，作为制作人的作品集也在不断扩充——极少有人像她这样，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与先锋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是华语音乐这30年从兴起到转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
我们带着许多问题找到了陈珊妮。它们多半与她的作品无关，某种意义上却又息息相关——被数据捆绑的评价体系、来自短视频的冲击、日渐趋同的流行音乐……
12月11日，TMEA十大热歌公布，满屏的网络神曲引发热议。在一片“华语乐坛完蛋了”的唱衰声中，这些答案或许可以给出另一种视角的观察。
以下是陈珊妮的回答。在这个内容分众的时代，希望这篇触达到你的文章可以让你觉得有所收获，至少希望你可以阅读愉快。
陈珊妮是一个怎样的制作人？从与她合作过的各种歌手的评价中做个提炼，大体是“SENSE极佳”“注重细节”又“充分值得信赖”。
杨丞琳回忆两人的首次合作经历，通话不到三分钟，自己噼里啪啦说完专辑概念后，陈珊妮只是回了一句“OK，我知道了”，非常利落就挂上了电话。“太帅了，好干脆、好简洁。我知道她一定懂我。”
林宥嘉的表达更直接。他们会在录音时大吵一架，但回到家，他还是会老老实实按照陈珊妮的意见去做练习。“和她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可以把身段放低到变成一个唱歌机器被她使用，因为她会把每个东西组装成最好的状态。”
入行三十多年来，市场对制作人的要求一直在变，合作的音乐人也在代代更迭，但陈珊妮说，“要记得，做音乐是‘人’的事。”
Q：制作人和歌手，两重身份下的体验和职业要求有什么不同？
A：做其他人的音乐和自己的作品没什么不同，因为通常我的制作案，无论是音乐或是影像创作制作，都会和A&R相关。只是自己的专辑可能有更明确想要传达与实现的主题，所以没有什么要切换的。我很习惯同时兼顾很多事，影音创作上的连接，预算的控制，时间的安排等等。我个人的确比较擅长把复杂的事项处理得井然有序，让每个参与的人可以好好工作。
但要记得做音乐是「人」的事，不能因为熟练，就变成生产线的流程，因为每个歌手和每个合作的编曲和乐手，都有各自的舒适圈，以及希望挑战的部分，制作人需要付出很多情感，才能将这些才能和动力极大化。
Q：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一个CASE是什么？
A：没想什么是最有成就感的案子。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过程，一定要让所有参与的人感觉愉快有意义。遇到不同的合作对象，要去理解一个人当下的生活和心理状态，喜欢的音乐、感兴趣的事情，遭遇的挫折和瓶颈，希望突破的标签等等。
毕竟，最终是歌手要来演绎这些歌，要接受访问，要上电台，要去表达这些音乐的想法。所以不能只是因为自己高兴就执意去做，就算不是创作歌手，他们的演绎都是创作的一部分。和乐手工作时要拿捏每个人擅长的乐风和手法，但是也要适当地给予一些新的刺激，让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有所突破和获得。
音乐制作追求的不是个人成就感，而是不停沟通去理解彼此，是非常繁琐的过程。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找到扩充它的方式，让所有人在工作中，对于音乐和情感有所启发与累积。
A：每个音乐人都有自己的性格，不见得是世代的问题。更年轻一辈的音乐人，做音乐的方式更自由，性格也更独立。他们不认为需要唱片公司才能做音乐，也更会以互助和分享的方式一起完成作品。所以很多年轻音乐人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是很CHILL的，跟他们相处似乎也更轻松一些。
A：制作人的具体工作内容一直是在变化的。比方说早期从模拟跨到数字录音的阶段，就需要在硬件上重新学习和调整。后来电脑录音把工作场域拉到很多人的客厅，但是监听的方式是需要对照和克服的。我花了很多时间训练自己的耳朵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，要能够做好音响质量的控管，这应该是所有环节中最困难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流行音乐都会有当下的声音处理方式，我们在听不同时期的流行音乐，那些混音通常都是有年代感的，所以想法上也要一直跟着潮流调整。
制作人的工作一直是滚动式的，甚至现在很多歌手实际参与A&R，沟通上与过往唱片公司开会模式相比，变得更有弹性，也更有趣，制作人也需要一直更新在制作和企划上的执行方式。
A：创作与自身的生活经验有关，平常吸收了什么，咀嚼了什么，反省了什么，所谓的日常都是在为自己的思想与能力储备能量，而不是为了写一首歌，制作一张唱片才开始思考。所以理当是随时随地都能够给予的。我通常可以随时开始写一首歌，写的越多，越能够熟练地用音乐和文字表达；太熟练流畅的时候，也要思考是不是正在重复了什么。
这些年鲜少遇到创作和制作上的瓶颈，因为经验一直在累积，吸在更多知识和信息，拥有更多喜好，就能够不断扩充，从容处理，无论是在工作上或是精神上。所以一首歌在什么时候出现，只是载体与契机，重点还是要保持学习和思考的状态。
A：我从来没有拖延症，所以不知道如何克服拖延症（笑）。不过有些音乐人和我工作，应该是为了治疗他们的拖延症哈哈。我的工作一定会在期限内完成，和我一起工作的人，应该很少有慌慌张张赶工的经验，无论时间多紧迫，我一定会分配好。书本打开就要看完，追剧就要一次看完，一百多回的漫画也是，哈哈哈。
上世纪90年代，少女陈珊妮打开电台，觉得在播的那些歌“太难听了”，便开始自己摸索尝试做音乐。她被称作台湾独立音乐的鼻祖——自己当制作人，自己操办词曲创作、封面内页插画，没有钱请企划和宣传，甚至自己去唱片行一家一家铺货、盯着上架。
她唱少女天马行空的想象，也唱社会现象，影响了许多歌迷。其中一位名叫吴青峰，在KTV里唱她的歌，在校园比赛里也唱她的歌。日后他成了有影响力的歌手，在向歌迷推介陈珊妮时，他说：“在这么多年以前，就有人做着这样的音乐，时至今日听来，都仍比现在多半的要酷要前卫。”
陈珊妮一直在音乐中保持着这种前卫，没有落伍的年代感，无论是对各种曲风的尝试，还是对当下话题的探讨。全世界的流行音乐正在逐渐趋同，创作者受到来自短视频的冲击，被数据裹挟。但她还是想挑战，在作品中融入更多表达和思考。
“在喜欢与被需要，创作者和听众之间，总有非常有趣迷人的距离。”她说。
Q：之前你在访问中提到，最初做音乐的契机是因为「90年代打开电台，觉得那些歌太难听了」。现在呢？打开音乐软件，看到排行榜，感受如何？
A：我是在90年代出道，当时华语音乐较为类型化，容纳的音乐风格也没有现在那么广。我一点也不讨厌主流华语音乐，只是当时选择不够多，也刚好不是我想创作的方向。
我现在有固定聆听排行榜歌曲的习惯，不见得都会是我喜欢的歌，但是它们反映出的现象，是制作人必须做的功课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在培养当下对于流行声音的敏锐度和直觉。当然，其中喜欢的歌才会储存在歌单里反复聆听。
Q：如今歌手发歌后，战报一定会摆出许多数据，播放量、收听率、数字专辑销售额……你会在意这些吗？评判一首歌、一位歌手，你会用哪些维度？
A：我不喜欢做过于规格化的东西，越是不规格化，越难从大数据去推估结果。尽量去找到每一个歌手有意思的面向，我很喜欢从合作的人身上去找到有趣的部分，找到彼此兴趣共通的东西，一起做突破现况的事。要一起去发展一个作品，而不是套用一个模式，这点很重要。
Q：有一个阶段，似乎提到台湾歌曲，大家想到的就是「小清新」。现在呢？你觉得两岸音乐的发展在趋同吗？
A：全世界的音乐都在趋同，数字音乐让音乐全球化变得更加明显。台湾和北欧的音乐除了语言之外，可能没有那么巨大的差异，亚洲的CITY POP乐队可以创建一个无违和的歌单。
音乐人使用的SAMPLE工具甚至声音处理的方式，都可能有极相近的套路。音乐分类也会依照音乐平台的曲风，渐渐变得规格化。太过独特难以分类的音乐，被听到或是被放在歌单中的几率会下降，所以对于音乐曲风的标签依赖会变强。这些都是世界流行音乐产业的趋势和现况。
短视频缩短了聆听歌曲的时间，没有时间铺陈情感了。其实很明显的，流行音乐的间奏越来越短了，甚至没有间奏了，尤其是那种很长的SOLO。其实都是受到网络时代数字音乐慢慢演变过来的。
Q：如何看待短视频对音乐行业的冲击？你被短视频BGM洗脑过吗？
A：现在的人对于视频时间的耐受度越来越短。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对声音留下印象，一切都要简化压缩，一首歌可能剩下一个HOOK和一个梗。现在制作流行音乐，前奏越来越短，间奏和SOLO越来越少。
但是流行音乐就是随着时代变化，没有什么以前比较好，现在比较差。就是在变化着。现在都是单曲，专辑的概念越来越模糊，一首歌能够承载的信息量，与一张专辑相比当然有极大的差异，风格标签化很重要，深层的有脉络的东西很难被解读。但我还是一直在做有完整概念的专辑。我很喜欢做专辑，我喜欢信息量庞大的作品，也喜欢编排前一首歌与下一首歌的细微过程。
我知道很多听音乐的人越来越难吸收信息量太大的东西。在被喜欢与被需要、创作者和听众之间，总有非常有趣迷人的距离，我喜欢挑战这些事。我认为这世界上有比遵循规则更重要的事，我认为美学和想象力都是需要长时间养成的，和世界的沟通的方式，倚赖风格也需要智能，要能一直迎面接收那些冲击，才有可能转化成更有力量的东西。
Q：如何看待台湾歌手北上？大陆听众熟悉的，似乎还是萧敬腾、林宥嘉这批星光帮？为什么这些年台湾歌手在大陆影响力下降？
A：我认为一是因为大陆这些年许多音乐类综艺节目，产出了更多音乐人，创造了更大的产业规模，造就了新的流量。所以这是大陆娱乐和音乐产业成长的表现。二是因为现在都是数字音乐，选择更庞杂，分众更明显。
如果综艺节目的受众是所谓的大众，那该选择什么样的歌手呢？很多音乐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受众，但不见得属于综艺节目的所谓大众，反之综艺节目也不见得是得们表达音乐的唯一选择。
究竟是音乐人成就了音乐综艺，还是音乐综艺造就了音乐人？我们也可以思考这件事，试着改变综艺节目的方向，或是修正你的问题，都会是有趣的事。
2005年，她凭借《后来，我们都哭了》爆冷夺得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奖，同场角逐的歌手还有周杰伦、孙燕姿、王力宏……几位歌手人气高涨，悬念揭晓前，观众席呼声此起彼伏。 画着烟熏妆的陈珊妮上台，拥抱了颁奖嘉宾伍佰，获奖感言还没组织好，指着二楼准备离座的歌迷：“楼上的，不要现在走。”
那一年，她还捧得最佳专辑制作人奖，是获得该奖项第一位女音乐人。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回忆，那也是得到嘘声最多的一个夜晚。
十多年过去，陈珊妮参与并见证了华语音乐的兴起和转型，持续产出，获奖无数。而她最近新增加的头衔是：金曲奖、金音奖的评审团主席。
Q：金曲奖主席这个工作需要承担哪些职责？在一切都用流量、数据量化成绩的时代，这种专业奖项是更受重视还是更遇冷了？
A：相较于谁得奖，更需要在意的是用什么方式评选出来。金曲奖主席要负责召集该年度的评审，所以每个年度或许会有不同风格的评审团，但绝对不会只是量化投票的结果。
美学的事，不像运动竞技和学校考试，能够有清楚明订的标准。以现在的制度，希望至少能够确保做有意识、有风格的选择和讨论。如果只在意流量和数据化，那就不需要太在意金曲奖了，因为金曲奖奖励的是这个年度表现优异的工作者，包含了评审团的主观审美，与不同族群和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沟通。它也会反映新的次文化影响力，以及该年度值得重视的社会议题，如何以音乐这个媒介来沟通与呈现。我相信许多音乐人之所以慎重看待金曲奖，就是因为除了流量数据之外，被专业肯定的荣誉感。
通常颁奖典礼会有人负责撰稿，但我会要求亲自撰稿。由于先前的经验，工作人员也都知道我会有自己该说、想说的，以彼此尊重而且自由的方式工作，很愉快也充满感谢。我不擅长搞笑炒热气氛，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该浪费所有观看典礼的人的时间。
这几年我在金曲奖的引言，都只是依照典礼的需求，不浪费社会资源的前提，说一些我认为要紧的事。自己擅长什么就做什么，不需要刻意去仿效别人的形式或观点。因为我发现一般听众其实并不太清楚制作人的工作，既然金曲奖是一个鼓励音乐产业工作者的场合，理当用最简明的方式，让一般大众对于制作人的工作多一点了解。
没想过台下的音乐人会有所反应，隔天也有资深制作人传了信息致意，或许是因为那些熬夜录音不为人知的工作内容，终于被理解与分享的关系吧。
她绰号“公主”，不是穿着粉色蓬蓬裙、娇滴滴的美少女，而是勾着黑色眼线，拍照总是昂着头，露出凌厉下颌的现代女性。
她刚刚过完50岁生日，却不怎么介意年龄这件事。相反，她更关注性别。
“我从前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总是把我跟其他女性音乐创作人相提并论，为什么不是陈升或伍佰？”
Q：你会在意年龄吗？50岁后有什么不同的体悟吗？
A：老实说我不特别介意年龄这件事。年龄这回事是不可逆的，岁月过去就是过去了，要把时间留给能够掌握与计划的事。如果掌握不了皱纹，就放过它吧，如果还有那么点思想，就去实践分享，能稳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，就是件挺优雅的事，你不觉得吗？
有很多人特别在意年龄或是其他人的眼光，我觉得那挺危险的。无论是做微整或是迎合别人的想法，都会让自己更趋于平均值。网红并非不好看，但就是有一种趋于平均值的长相。
唱片公司越多人参与音乐相关的会议，通常不会比一个出色的小TEAM来得有效率和风格，因为前者做出的决定会更趋于平均值。偏偏人在审美上，通常最能够被吸引的，都是因为某个地方偏离了平均值，他们的长相容易被记住，他们的风格容易被看见。
我觉得习惯自己，接受自己不完美的部分，也是一种必要的修炼，久而久之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性格和样子，会带给自己独特的信心做好很多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