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让人终身难忘的学生,你也有吗?

本文摘编自《当代教育家》杂志2017年第9期

蒋军晶：他简直让我崩溃

(杭州市天长小学副校长、著名特级教师)

曾经带过一个班，刚开始真的让我很崩溃。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，一个孩子蹲在自己椅子上，一个孩子在尖叫，一个孩子在甩他的鼻涕……关键在于他们不是偶尔这样，而是经常这样。

我要说的那个孩子是其中最严重的，在他身上我自认为已经倾注了很多心血，想了很多办法，但都没有用，他依然用很多极端的方式扰乱课堂、挑衅老师。当时我想，“没有教不好的学生”是这个世界上最扯淡的一句教育名言。当时我最想看的一本书是《教育为何是无用的》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书里的内容，但这个书名让我感到亲近，感到解气。

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当几乎所有任课老师厌恶这个经常在尖叫、甩鼻涕，偶尔还要自残的孩子，和他敌对起来的时候，班主任却仍然能和他自然地交流。有一天，我发现班主任在表扬他，说我们班最好的就是他。你看，他的鼻涕永远在流，他并不是故意这样的，他是控制不住，但是他擦鼻涕的餐巾纸永远在抽屉里，一张都没有掉在地上！我真的没想到他还能被表扬，我当时真的看到那个孩子表情有了变化，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

于是，已经很沮丧的我开始新的尝试。我发现他学数学，应对选择题、判断题都没有问题，于是引进了PISA测试的选择题部分，每次他都能考前三名，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。

刚开始，他的字写得非常小，并且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写一篇四百来字的文章他只需要用三行。我就用放大镜看他的作文。事实上，他完全能把一件事写清楚，偶尔还能玩些“幽默”，我就把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。

后来，他又故意把字写得特别大，一页上只有四五个字，我专门给他做一个本子，自己给他画超大的格子……我不想像那些教育鸡汤文一样，说他后来变得如何优秀，事实上，到毕业时他还是有很多“问题”，但他确实有了改变，他慢慢地融入到这个集体中。我跟他的班主任说，虽然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会怎样，但我们至少让他安全、幸福地度过了童年。

从这个孩子身上我知道，教育还是可为的。有些孩子只是没法接受你简单化、通用型的方法，有些孩子只是没有感受到你的爱。

张轶超：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

(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IB教师、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)

教的学生太多了，有一个孩子我记得是2008年来到久牵的，因为汶川地震把她家给砸塌了，全家人就跑到上海来打工。这孩子长得比较矮小，特别自卑，她一直是不说话的，各科成绩也不好，但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，就是她对老师感情特别深。我记得有一个志愿老师跟这个孩子关系很好，后来老师要离开上海了，走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哭得稀里哗啦。

我们久牵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课，也有二胡、葫芦丝、钢琴、美术等多种艺术课程，但是这个孩子上了一圈，没有一门课是优秀的，她也一直提不起劲来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。

后来在一次活动中，这个汶川来的孩子做了很多寿司，而且味道很好，很受同学们的欢迎，她很开心，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灿烂。后来她跟我讲，张老师我想好了，我将来要去做厨师。我说你要做什么样的厨师？她说做面包师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送她到一个公益组织去培训，培训了一年半，她被上海的五星级宾馆录取了，现在她还在那里做面包师。所以，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给人们带来的一种喜悦，你帮这个孩子找到了她自己真正想走的路，她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这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学生。

链接：从辍学卖西瓜到全额奖学金出国

——张轶超老师另一个学生的故事

2001 年，我还是复旦大学在校研究生。当时，我来到了上海杨浦区江湾镇的一个地方，那里聚居了很多外来工。有很多专门给这些外来工子弟提供教育的，所谓的农民工子弟学校。

那边有一条臭水沟，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小女孩，她们家用木板和石棉瓦，简单地搭了一个房子，就住在那个臭水沟旁边。每逢下大雨，他们全家就会拿出家里面所有的盆盆罐罐去水，然后拼命地把漫进来的水给舀出去。

她所在的那个学校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它教室里的黑板是用黑漆在墙上刷出来的。学校里面所有的粉笔都是粉笔头。我问她为什么没有一只完整的粉笔。她说我们学校买不起粉笔，这些粉笔头都是我们到隔壁的一所公立学校捡来的。

当时我就很吃惊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对于这样一个孩子，她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2001 年，我开始组织复旦大学的学生到他们学校做志愿者，教他们很多很多课外的天文、音乐、绘画、电脑、历史、地理等等。

2010 年的一天，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，问我这些孩子中有没有比较优秀的孩子。我说有，但可惜他们没有办法在上海参加中考和高考。

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，你有没有想过让他们出国去。我说这怎么可能，他们都是农民工子弟，他们不可能有这个经济条件。我那个朋友就说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有一个叫做UWC 的国际学校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，但前提是学生必须足够优秀。

我就跟我教的那些孩子说起这件事情。有三个孩子跟我说愿意去尝试，其中一个就是我开头提到的那个孩子。当时，她因为不能参加上海的中考，又不想回老家去，就进了上海的一所成人高中。有一天她妈妈来找我说，张老师你能不能劝劝我家孩子？她觉得读书反正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跑去做生意了。我说做什么生意呢？她说去卖西瓜了。

我跟着她妈妈过去看，她当时真的跟另外一个小伙伴，两个人弄了一车西瓜在马路上卖。

我就跟她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。后来，她和另外两名同学在“久牵”待了整整三个月，练习各个学科，特别是英语，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全英文的面试。

我印象中，在2010 年12 月底，他们递交了申请书；2011 年1 月这个孩子得到了面试通知。她当时很开心，跟她爸妈说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她妈妈听了之后就笑了，她说人家只是看你可怜给你一个机会，其实人家根本不会要你的。当时她妈妈还说了一句话，说如果你最后能够被录取的话，我会给全上海每条狗打一件毛衣。我听了也是很郁闷，觉得这个妈妈怎么这么打击她的孩子。

接下去她就参加了面试，之后就杳无音信了。直到2011 年的4 月1 日，愚人节那天，这孩子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张老师我收到了一封录取邮件，这是不是开玩笑？我想，这个学校再怎么喜欢开玩笑也不可能开这样的玩笑。所以我跟她说这一定是真的，恭喜你。她也就成了我们“久牵”第一个成功申请到国外全额奖学金的孩子。“久牵”至今已经有7个孩子得到这样的机会。

那个国际高中叫世界联合学院，它的一位面试官曾特意来找我，想了解我到底做了什么，使得一个“农二代”变成这样子，而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孩子。他说有两点：第一点是因为他们希望学校能多元化，既有贵族子弟、富二代，也有来自贫困山区的，甚至残疾的孩子，让这些孩子互相交流。

我想确实也是，因为我除了做“久牵”，还在一所国际学校里面教书，接触过大量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孩子，他们注定是要出国去的。但就他们所在的群体而言，他们并不特殊，彼此其实都差不多。对于“农二代”而言，他们身边的每一个孩子都是“农二代”，而国际学校的每一个孩子身边也都是“富二代”，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独特性。

但是，如果我把一个“农二代”放到比如说“富二代”的群体里面，他们都会觉得彼此是特殊的，才有可能发生观点的冲撞，意见的冲突，然后才能激发思考，使得教育产生超越考试成绩的意义。因为教育就是希望让不同的个体去认识到各自的不同，让个体变得更加宽容，变得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上去理解自身、理解人类。

第二点，他说在面试的时候问了很多学生，你们将来要做什么，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去念书。大多数孩子会回答，我将来想成为企业CEO、科学家，至少是医生、律师等等。但是王新月说，她是以外来务工子弟的身份来上海念书的，尽管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课，但她依然意识到上海的教育跟农村的教育不一样。

初一时，她曾经回过农村一阵子，因为她爸妈希望她能参加高考。她没有待满半个学期就回来了，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适应填鸭式的教育方式。由此，她觉得造就目前中国很多问题的一个原因，是教育的地区性差异。她希望能够学习国外的一些教育经验，回国来创办教育机构，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。

面试官觉得，这个孩子是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中，找到了要追求的目标。他期望不是一群只想追求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孩子跑到他们学校去。

常丽华：幸好我们有一间大教室

(北京赫德双语学校中方校长、获奖时为“全课程”包班教师)

我们班有一个小男孩儿蛮有意思的，整个一年级他没有一节课是坐在课桌前的，一直都是滚在教室沙发或地毯上。我想，幸好我们有一间大教室，他能在后面尽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。那个时候，他坚决拒绝写字做题跑步和游戏，我就想这可怎么办呢？只有——慢慢去等待。

等到二年级时，他一节课能有十分钟坐在桌子前面了。这个孩子其实很聪明，虽然不在那里坐着，但是遇到感兴趣的地方他会听。我们几位老师观察他，发现如果一堂课的教学设计足够好，他可以坐在那里至少十五分钟，只要学习内容对他有足够的吸引力。

三四年级时，他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地上下课了。但他依然是班级里最独特的一个。小孩子很会看大人脸色，很会揣摩你想要他说什么，做什么，而唯独这个男孩子他从来不这样，他的观点总和别人不一样。我想我们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不必去粉饰自己，让他能够在老师或家长面前真实、真诚地表达他自己，成为他自己。

贲友林：优秀到让人为难

(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师、著名特级教师)

我讲一个好学生的事情。这个学生非常优秀，优秀到在我的数学课上，她能够从上课开始第一个问题到下课前最后一个问题，所有问题全举手。我常常难以让她一一呈现想法，因为她的思路太快，班上大多数学生都跟不上。

那一天课堂展示了一个问题，她告诉我她有三种解法，想讲。因为当时全班已经在做后面的问题了，所以我说等分析今天要讲的问题，你再说吧。结果，她最终还是没来得及讲。放学后，她用手机发短信给我说：贲老师，今天课上你为什么不请我发言？你深深地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。

我回复说，你也伤害了我不太幼小的心灵，我请你下课后把解法写到黑板上，你没有写。她回：但你就是没有请我发言。我回，那明天我们可以沟通。她马上说，我希望今日事今日毕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道理孩子全懂，而且说得还很有文化？

第二天，我向她解释我为什么没请她发言：你的优秀，在于你的“不说”，因为你不说，是给了其他同学更多的思考、交流的机会。她给了我三个不：不理解、不公平、不接受。

这个孩子让我想到什么？我们以往总是觉得那些弱的同学受到了老师的伤害，其实那些优秀的小孩也同样受到我们的伤害。一个班的孩子一定是多元的。只有还原到课堂中、到学生中，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该怎么组织、引导、促进学生学习。

为保证教学的公平，我在课堂中引进了教师抽签决定发言人的方法。两套签放置于讲台上，一套是学号签，一套是小组签，课堂上，抽到哪个小组或哪个学号，就由该小组或该学号学生出面与全班交流。

但这同样会产生新的问题：如果抽到签的这个学生能力“比较弱”，说得“不行”，怎么办？我认为，无论与全班交流的学生表现如何，都是其真实状态的呈现，即便“问题重重”，这也是学习、成长过程中绕不过的“坎儿”。

作为教师，对课堂的一切可能性保持开放平和的心态，才是最重要的。课堂教学需要进行预设，但不可能做到完全预设。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相互对话、启发，相互发现的过程。如果一个学生发言中有疏漏、有错误，这恰恰给了其他学生补充、纠正的机会。相反，如果一个学生说得很完美，那其他学生可能就失去了参与的积极性。

所以，抽签和指定的方式在我的课堂上交替进行着。指定，是为了给其他学生带来启发，可能是“优美”的示范，也可能是具有集体研究价值的“错误”。抽签也好，指定也罢，都服务于教学的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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