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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
孙静文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本科生
金敬桓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本科生
王 清 哲学系2016级本科生
李依杨 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本科生
“我有艾滋。你们再打我，我就淌点血流在你们身上。”一个患病的小男孩被同龄的孩子们欺负得无计可施，带着哭腔喊出这句“杀手锏”。
——这一幕给教育学院2016级研究生李晓丹带来了极大的震动。2014年，，她决定筹办一个长期帮扶受艾影响儿童的项目。
艾
不到两个月前，7月25日，。一根红丝带，牵起了二十三位志愿者与三百位孩子。
红丝带行动今年前往云南瑞丽、四川凉山、。，。
志愿者在凉山和村民访谈
艺术学院2014级本科生祝子建在云南瑞丽的车站下车，刚一出站就看到了缅甸风情的金塔。一查手机地图，他发现自己离中缅边境就10公里，“感觉挺新鲜的”。
小城平静的表象让祝子建以为，这里与中国其他城镇没什么区别。但在平静背后，这里是毒品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，层层的毒品链条背后的连锁反应，。
戏剧性的人生，对于主人公来说往往并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个学电影的学生，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自如地面对这群孩子，。
“最近身体怎么样，需要按时吃药吗？”祝子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在无意间碰触到孩子心中的伤疤，，旁敲侧击地了解孩子是否患病。
访谈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，直到第四个孩子小白坐到了他的对面。
“我吃药，。”
小白坦然的回答反而让祝子建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把握接下来提问的尺度。“他给我展现的是一种清高孤傲的感觉，因为什么人也看不上，所以不屑于和别人玩。”后来祝子建才发现，他也有朋友，是他邻居家的孩子，邻里们都了解他家的情况，也给过他很多帮助。
成年人都会自我保护，而这些患病的孩子，在更小的年纪，在经历过一次次伤害之后，却提前学会了这一点。他们远比普通的孩子敏感，一旦信任了一个人之后，就会时刻担心失去对方的关注和爱护。
李晓丹曾在安徽阜阳遇到过一个叫小臻的女孩子。小臻平时扎马尾辫，有一天，李晓丹问她有没有多余的扎头绳，小臻伸手就要把自己辫子上的绳子摘下来给她。李晓丹赶紧连声说不用，起身继续忙去了。第二天，李晓丹突然感觉有人在拼命拽她头发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小臻在给她扎头发。
“姐姐，你不是昨天问我有没有扎头绳吗，我回去找了一下，这是我最新的一根扎头绳。”
李晓丹这才想起来自己昨天无意间拒绝了小臻的头绳。“她特别小心翼翼，跟我说：‘我今天早上特意把它给洗了一下。’”
在阴霾中，这群孩子努力地保存着每一份关爱，来长大成人。
在云南的访谈和活动还算顺利，只是前几天一直来参加活动的小男孩天明突然不来了。志愿者决定去他家里走访。
天明家的院子
天明家的院子里杂草丛生，地上摆着一个盛满水的锡盆，用完的碗凌乱地泡在盆里。堂屋里空空荡荡，一张茶几、几把木椅、一个柜子是房间里的全部物件。一个瘦弱的男人捂着腰，慢慢地从院子里走出来，衣服空荡荡地挂在他身上——这是天明的继父。
这个家没有女主人，，生下他之后相继离世。前些天，天明的继父刚做了阑尾炎手术，天明每天都会走很远很远的路去照顾他。提起这件事情，这个捂着腰的男人露出了难得的高兴神情。
屋子的墙上贴了一张立志书，大致意思是：孩子他妈，我今生无论生老病死、富贵与否，都会把这个孩子养大。
祝子建盯着立志书下潦草的签名看了很久。
碍
外国语学院2014级本科生王馨漪是自己偷偷买的去阜阳的火车票。父母听说女儿要参加红丝带行动时，对这种“近距离接触”表示坚决反对，她只能先斩后奏。
阜阳乡下的蚊子很多，王馨漪腿上被咬了很多包，整个腿都肿了起来。，但她心里不免有些恐慌。不过每当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时，她就忘了这些疑虑。
“他们和别的同龄人没什么不同”，对于王馨漪而言，这些受艾影响的孩子就像她的弟弟妹妹一样。他们都爱漂亮，男孩子还会在见面之前特意洗头；他们也爱玩手机，十四五岁的孩子喜欢在朋友圈发自拍，配上这个年龄专属的“非主流”文字，还会与她分享自己发布的视频。
和王馨漪一样，大多数志愿者在一开始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紧张情绪，但经过培训后，都能自然地与这些患病的孩子交往。可是在这群孩子周围，这样的人是少数。
在这次调研的问卷中，有孩子写同学知道他患病以后故意疏远他，他自己也会因为自己有这个病而产生自卑心理。他们也很少谈论理想，，而是读完高中就出去打工。“我们很少听到孩子们谈论自己的未来。”
王馨漪瞒着父母去了阜阳，但没有继续瞒下去。起初，父母几乎时刻都在微信上询问她的状况。：、、“孩子们每天都在吃药，，和正常孩子没有区别”。
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画画
渐渐地，父母在微信上的询问变少了，也不再埋怨王馨漪的“先斩后奏”。
“像王馨漪这样的志愿者参加到红丝带行动中，。”李晓丹相信，既然一个家庭可以改变，那么一个社会同样也可以。“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”。
这也是她这几年在北大坚持不懈地组织红丝带行动的最大动力。
爱
在瑞丽，红丝带行动志愿者对孩子的访谈大多是在“圆愿小屋”里进行的。2010年，，瑞丽市卫生局建立了关爱受艾影响儿童的“圆愿小屋”。在这里，这些孩子们可以在课余时间接受公益的兴趣培训，学习吉他、葫芦丝、画画等。
“圆愿小屋”不提供医疗，而是把这些小孩接来以后教授他们才艺，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。祝子建说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想要帮他们消除痛苦实在太难了。“外面在歧视，里面给他们一些温暖、爱、快乐，给他们一些额外的快乐和他们遭受的额外的痛苦相抵消。”
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过生日
离别当天，几个小男孩找遍了各种理由赖在祝子建的办公室里，一会儿偷偷敲门，打开门就跑了；一会儿又拿着各式工具进来扫地拖地。
离开瑞丽后，祝子建还和孩子们保持着联系。一个孩子报名参加了演讲比赛，每天通过qq给他直播进度，报名、写演讲稿、比赛录像、照片，每件小事都与远在北京的大哥哥分享。
在调研的过程中，李晓丹也一直在反思过去行动中存在的不足，并思考怎样才能给这些孩子提供最大的帮助。她一直在强调一个词——陪伴的力量。“我加了她们微信好友，她们会不断和你聊天，她们会关心我的日常，我一有机会就会及时回复她们。”
孩子们经常给志愿者发来一些没头没尾的消息，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句“姐姐姐姐”，但是大家都明白，那是那些孩子想他们了，他们想要得到陪伴，哪怕只是来自网络的另一端。
李晓丹认为，红丝带的行动不能停留在单纯的陪伴、走访。“我们在孩子的身上能看到社会上的现状，看到他们人生中的困难，我们自己得到了成长，也为此感到满足，但这能给这些孩子带来什么呢？”
渐渐地，红丝带通过一次次走访调查，力图给孩子们的需求分类，建立需求数据库，与企业一对一对接，实现精准帮扶。目前，前期调研已基本结束，收集到300多位孩子的数据，每位孩子的需求数据50余条，精确到经济、医疗、生活、教育四大类下共20小项。
志愿者入户调查
红丝带行动已经和当地高校形成联盟，让患病的孩子能跟各个院系或是社团，结成对子，用长期长效方式陪伴着他们成长成才。再从学校出发，向社会推广，鼓励社会中的青年也加入到红丝带行动中来。
直到访谈结束，那个叫天明的孩子都没有再出现。工作人员说，他曾经参加过帮扶行动，但去了几次后就再也不想去了。他不愿谈起自己的病，也不愿回忆那位已经去世、却使他的生活翻天覆地的生父。
那个叫小白的高冷男孩，后来一直和祝子建相处融洽，小白甚至常常会以掐他或耍小机灵的方式来引起他的注意。在感受到祝子建的善意后，他愿意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自卑和苦恼。
那个叫小臻的女孩，是个孤儿，在和志愿者的接触中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的世界。李晓丹让孩子们写一个心愿贴在墙上，她一开始扭扭捏捏不愿意写，后来终于写了一个，再三叮嘱李晓丹不要看。
趁着孩子们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李晓丹在心愿墙上找到了她的纸条。她才六岁，认不得几个字，那张纸条上有各种拼音和划掉错别字的痕迹。
“我的愿望是：明天是我的生日。”
图1来自政府管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郭宏樟
其余图片来自教育学院2016级选留学生干部史艺璇
天明、小白、小臻均为化名
微信编辑｜安桂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