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绛父亲:我给子女的遗产就是教会他们自立

“我们这个家，很朴素；我们三个人，很单纯。我们只求相聚在一起，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碰到困难，我们一同承担，困难就不复困难；我们相伴相助，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情，都能变得甜润。”——摘自杨绛先生的散文《我们仨》

▲杨绛（1911年7月17日—2016年5月25日）

1920年，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，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，寄宿在校。老家仍在无锡，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。在上海期间，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。

我十岁，自以为是大人了。其实，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。那是1920年的二月间。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，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。大姐姐也愿意带我。那时候我家在无锡，爸爸重病刚脱险，还在病中。

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，管束严，能为学生打好中文、外文基础，所以我的二姑妈、堂姐、大姐、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。

一九二0年二月间，还在寒假期内，我大姐早已毕业，在教书了。我大姐大我十二岁，三姐大我五岁。（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。）妈妈心上放不下我，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，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。

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。晚饭后，妈妈说：“阿季，你的箱子有了，来拿。”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，都点洋油灯。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，连洋油灯也没有，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。

妈妈再次问我：“你打定主意了？”

我说：“打定了。”

“你是愿意去？”

“嗯，我愿意去。”我嘴里说，眼泪簌簌地直流，流得满面是泪。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，我没让妈妈看见。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，只会哇哇地哭。这回到上海去上学，就得离开妈妈了。而且这一去，要到暑假才能回家。

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。临走，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。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，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。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，带着妈妈的心意呢。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。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，上面有一圈红花，很美。我舍不得用，叠成一小方，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。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，右口袋随便使用。每次换衬衣，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。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，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，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。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，成了家常用品。

启明女校原先称“女塾”，是有名的洋学堂。我一到启明，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，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：“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（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）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！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，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！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。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。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，有大树，有草地，环抱着这片空地，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，直通到‘雨中操场’。空地上还有秋千架，还有跷跷板……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，晚上在楼上睡觉，二层楼上还有三层……”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。

杨荫杭当时重操律师旧业。他认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，一是医生，二是律师。他不能做医生，只好当律师。

但是，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，面对黑暗的社会，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，谈何容易。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，决计到苏州定居。

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，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，所以杨家急需房子，此时有一所名为“安徐堂”的大房子待出售，于是便买下了。

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，都快倒塌了，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，当地人称之“一文厅”。

这“一文厅”颇有来历：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，，苏州城是其中之一。有个“徐大老爷”把“五城”改为“五人”，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。

“一文厅”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“徐大老爷”而建造的，一人一文钱，顷刻募足了款子，所以称为“一文厅”。

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，修葺了一部分，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，扩大了后园，添种了花木，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。

其实，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，买“安徐堂”的房子，实在出于无奈。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，他还有一套原则：对本人来说，经营家产耗费精力，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；对子女来说，家产是个大害。他常说，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，可以有所作为，现成可“吃家当”，使他成了废物，也使他不图上进。

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：“我的子女没有遗产，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。”

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“有志气”，树立大志，杨绛在中学的时候，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，“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，，。

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，不能不劳而获，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杨绛家搬入“安徐堂”后，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，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，阴湿的院子里，只要掀起一块砖，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（软体动物，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）和蜘蛛。

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，悬下赏格，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，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，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。在杨绛看来，这种“劳动教育”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，而不是教育“劳动光荣”。

杨绛上学周末回家，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“赚钱”，小弟弟捉得最多。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：“不好了，你把‘老小’教育得唯利是图了。”

可是这种“物质刺激”很有效，不多久，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。唐须嫈对这帮“唯利是图”的孩子也有办法，钱都存在她手里，十几元也罢，几十元也罢，过些时候，“存户”忘了讨账，“银行”也忘了付款，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，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。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，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。

不过，杨绛对这种“赚钱”方法并不感兴趣，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。

杨绛很明白：“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，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：‘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……’意思是：得你自己去争取。也许这又是一项‘劳动教育’，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‘个人奋斗’。我私下的反应是，‘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，你能样样都有吗？’”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，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。

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，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“大小姐”，有佣人奴婢使唤，但她从不指手画脚，盛气凌人，对谁都客客气气。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。

家里孩子多，她的母亲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，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，而两个姑母“太自私也太自大了”，“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”，对此，唐须嫈从不计较。遇到好东西吃，也尽人家先吃，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。

比如有一次，他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，她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，好的要留给别人吃，不好的她也不贪吃，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。

小孩们剥到软而润的，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。大家不约而同地“打偏手”，一会儿把一大包栗子吃完。二姑母并没在意，三姑母却精细，她说：“这么大一包呢，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？”

对做家务，杨绛的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。她说，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，她们（指女佣）就成了规矩，从此不给抹了。因此家里的佣人总因为“姑太太难伺候”而辞去，所以杨家经常换人。这又给杨绛的母亲制造了麻烦。